意识形态（英语：Ideology，也写作“意识型态”）是指一种系统化的观念，此词汇最初用于指探讨观念之历史与本质的一门学问[1]。通常是某些道德观形塑了意识形态的基础。英文Ideology这个词是德崔希伯爵（CountDestuttdeTracy）在1796年所创造的，被用来界定一种“观念的科学”。拿破仑称帝之际，发现欧陆的哲学家多数对他有所批评，高傲的拿破仑遂以“意识形态家”轻蔑地称呼他们，自后在言语的使用上，“意识形态”偶尔会表现出负面的意涵。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认为：“意识形态通常被感受为自然化和普遍化的过程，通过设置一套复杂的话语手段。（意识形态）把事实上是党派的，争议性的和特定历史时期的价值，呈现为任何时代和地点都确乎如此的东西，因而这些价值也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改变。”在广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系谱上，其可追溯至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高贵谎言”（thenoblelie）的思想。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像、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比较世界观），存在于共识（参见日常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一节）与一些哲学趋势中（参见政治意识形态一节），或者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定义下的意识形态，参见作为一种社会再造工具的意识形态一节）。也有人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它赋予人以认同、尊严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们与现实世界轻易地脱离。 日常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每个社会都有意识形态，作为形成“大众想法”或共识的基础，而社会中大多数的人通常都看不见它。占有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以一种“中立”的姿态呈现，而所有其他与这个标准不同的意识形态则常常被视为极端，不论到底真实的情况为何。哲学家福柯就曾经写过关于意识形态中立性的这种观念。努力追求权力的组织会去影响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将它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政治组织（包括政府）与其他团体（比如说在议会外游说通过议案的团体）试图透过传播他们的意见来影响民众，这也是为何社会中的许多人通常看起来都有“类似的想法”（thinkalike）。当社会中绝大部分的人对于某些事情的想法都很类似，甚至忘记了目前的事务可以有其他的选择，这就变成了哲学家葛兰西（AntonioGramsci）所说的霸权（Hegemony）。关于团体迷思（groupthink）这种规模小很多的概念，也有部份要归功于他的著作。现代语言学家在研究概念隐喻（conceptualmetaphor）的机制时，这种“类似的想法”被认为就是透过这种机制传达出去的。[编辑]政治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政治的、社会的、知识论的、伦理的等等。在社会研究中，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组用来解释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观念与原则，并且提供了某些社会秩序的蓝图。政治意识形态大量关注如何划分权力，以及这些权力应该被运用在哪些目的上。比如说，20世纪中最具有影响力与最被清楚界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一就是共产主义，它是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说为其基础。其他的例子有：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企业自由主义（corporateliberalism）、基督教民主主义（christian-democracy）、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纳粹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系统意识形态”（systematicideology）是指将意识型态当作意识形态来进行研究（而非研究个别的意识形态）。（参见条目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受欢迎的程度有部份原因是受到道德事业家（moralentrepreneur）的影响，他们常常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政治意识形态是指提出某种政治与文化计划作为参考的社会运动、机构、阶级或大团体，他们的整体观念、原则、教条、迷思或符号。它也可以是通常用来界定某个政党及其政策的一整个政治思想结构。通常是某些道德观形塑了意识形态的基础。[编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提出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base/superstructure）社会模型。基础指社会的生产方式，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之上形成，并组成那社会的意识形态，或如它的法律体系、政治体系和宗教。对马克思来说，经济基础决定着超结构，因为统治阶级控制着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的超结构便取决于什么对统治阶级最为有利。因此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便有巨大的重要性，因为它混淆著从本质疏离的（alienated）群体和可产生错误意识（falseconsciousness），例如商品崇拜（commodityfetishism）。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其予经济因素对于社会的影响以太大的重要性。社会中主要阶级的意识形态被提出予社会的所有成员，使统治阶级的利益显得就像是所有人的利益。卢卡奇（GyorgyLukacs）形容此为统始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投影（projectionoftheclassconsciousness），而葛兰西则推进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来解释何以工人阶级中的人们对自己的利益可有错误概念。资本主义中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依时间前后排列）有：古典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而它们相应于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广泛阶段（extensivestage）密集阶段（intensivestage）当代资本主义（contemporarycapitalism）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再造工具的看法，是很多理论和理论家的重要的试金石，如知识社会学理论家曼海姆（KarlMannheim），贝尔（DanielBell），哈伯玛斯（JurgenHabermas）等。然而，曼海姆尝试把“完整”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至一“普遍”而“完整”的概念，承认所有从社会生活而来的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布迪厄（PierreBourdieu）广泛地发展了这个观念。[编辑]后现代思想家们所理解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它赋予人以认同、尊严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们与现实的实质轻易地脱离。作为一种“超个人”的与客观的武器库(马克思语)，意识形态让人们欺骗自己的良知，掩盖他们的真实境况和不光彩的动机，自欺欺人。意识形态很讲求实用，但有时则冠冕堂皇地为上上下下正名与开脱。它既面对芸芸众生也面对在天之神。它是一层面纱，用来掩饰自己的失落的境遇，卑琐和安于现状的心态。它是人人都能用的借口。小商贩们用对全世界无产者大联合的热情来掩饰他对失业的恐惧；官僚们用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词藻来掩饰对权力的贪欲。意识形态开脱和障眼术的根本功效是向后极权社会内的支柱和受害者们提供假象，让人们相信制度是与人类和宇宙的法则谐调一致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来开脱和提供借口，跨越社会制度与生存的目的之间的鸿沟。它假设制度的需要是产生于生存需要的，是一个用来代替真实世界的表象世界。意识形态具有自然的背离现实的倾向，制造假象，变成祭祀的仪式。在权力竞争公开化的社会中（例如台湾社会），公众控制权力，自然也掌握了意识形态为权力辩解和开脱的手段。在这样的社会里，总会有办法来纠正意识形态用假象代替现实的倾向（陈水扁总统到最后无法再操弄概念来为自己开脱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极权社会（例如前苏联社会）没有这种纠偏的办法，无法阻止意识形态脱离现实的趋势。这样就逐渐导致了后极权社会里的现状：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只有祭祀的典仪，只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语言，一种祭祀的、假装和伪造现实的语言。意识形态正日益成为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的核心支柱，为权力的存在制造借口，提供内在凝聚力。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加强了，越来越远离现实，但却具有了特异而实在的力量。它变成了现实本身。当然，这是个完全自我封闭的现实，在权力内部，这个伪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比真正的现实还有份量。祭祀仪式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藏匿在后面的现实。现象的重要性不再产生于现象自身，而在于它在意识形态概念世界里所据的座标。不是现实决定理论，而是理论决定现实。因此，权力离意识形态更近，离现实更远了。权力从理论中汲取力量，成为理论的附庸。这样难免就导致了一种悖乎常情的结果：不是理论和意识形态为权力服务，而是权力为意识形态服务。就好象意识形态在权力中凌驾权力之上，自己变成了独裁者。最后，看起来是理论、意识形态和仪式来做出影响人民生存的决定，而不是相反。——《无权者的权力》(哈维尔)[2]^艺术与建筑索引典—意识形态于2011年3月14日查阅^哈维尔文集[1]